民族学考研大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近代以降日本的“郑成功文学...(民族学考研怎么样)

原标题：民族学考研：大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：近代以降日本的“郑成功文学”与“华夷变态”思想

大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：近代以降日本的“郑成功文学”与“华夷变态”思想

江户时代日本之所以产生“华夷变态”思想，乃是日本人发现一直被作为师法榜样的中华帝国日渐式微、不堪一击，而作为“新夷狄”的西方则若横空出世，摧枯拉朽、无往不胜，是最先进文明的代表。对此，丸山真男指出，日本新的华夷之辨，归根结底是“为脱离中国的西化”。①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，标志着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迅速土崩瓦解，从而使得日本人的华夷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1895年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，中日双方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中国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。对此，日本学者荒野泰典指出：“甲午中日战争，使日本从‘本朝、唐、西洋’这一对外意识的框架中脱离，作为亚洲盟主的日本与西洋形成对峙，可以说完成了近代日本二元世界观的转变。”②而这一转变，体现了日本欲取代中国，成为东亚盟主和亚洲盟主，进而与西洋形成对峙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。

如前所述，日本的“郑成功文学”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第二次高潮。日据台湾时期，日本文人将郑成功建构成为“日本人的英雄”，以达到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正当化的目的。这一时期，由日本“华夷变态”思想演变而来的大亚细亚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主导思想。

1894年，依田学海的《国姓爷讨清记》问世，扉页上写道：“诸君，读吧！读吧！声名远扬的国姓爷具有日本人气象，本书记录了他与清朝交战的大雄略。占领台湾！快快占领台湾吧！以慰藉国姓爷亡魂！国姓爷是日本种子发出的芽。诸君！快来读这国姓爷讨清记吧！”③可以看出，依田学海在这里宣扬国姓爷郑成功是“日本种子发出的芽”，实际是在强调郑成功的日本血统。郑成功被公认为“开台圣王”，但如果郑成功成为“日本人的英雄”，那么，台湾这片土地归入日本版图便是顺理成章之事。日本文人按照日本的侵略逻辑对郑成功进行了新的形象建构，因此，依田学海指出，占领台湾是慰藉国姓爷的亡魂，这就将台湾与日本设置在了同一阵营。郑成功终生奋斗的目标是反清复明，视清朝为敌人，而日本亦视清朝为“夷狄”“畜生国”，也就是说台湾与日本的共同敌人为清朝，日本与台湾于是便结成了所谓的“共同体”。

除此之外，日本的国学者丸山正彦在《台湾开创郑成功》（1895年）的序言中也写道：“郑成功将军怀着遗恨而终，我日本仁义之师与清朝抵抗，终于迎来媾和修好的结局，整备善邻旧交，将军终焉之地台湾归入其生国日本的版图。平定匪徒指日可待。如今将军在天之灵定会无比欣慰，定会感激我日本国大君的皇恩。”④丸山正彦在依田学海的逻辑之上指出平定匪徒指日可待，这里的“匪徒”指的是清朝，也就是说，日本占领台湾不是最终目标，既然要完成国姓爷郑成功的遗志，那么，与清朝斗争，推翻清朝的统治，将中国的版图尽收囊中，才算真正告慰了国姓爷在天之灵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本意欲吞并中国的野心。

可见，这一时期日本的“郑成功文学”体现了强烈的大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。日本通过利用郑成功的日本血统，宣扬日本对中国台湾殖民统治的正当性，对台湾民众进行文化殖民统治。此时，中国与日本的华夷身份发生了逆转，日本认为在亚洲只有日本能够代表东洋文明，因此，也只有日本才能担当起振兴亚洲的重任：“此后中华民国若能了解日本之责任，以独力而支撑此大局，则将来尊重我日本特殊之位置，可相亲而共爱之也。同文同种之两国民，以共求其生存，亦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。”⑤

1929年，久保荣的《史剧国姓爷新说》问世，该剧是《国性爷合战》的改作剧。与以往的改作剧如小山内薰的《国姓爷合战》、矢代静一的《国姓爷》等不同，这里虽然没有出现“鞑靼如同禽兽”的描写，但是用了“满洲的芥子坊主”⑥的称呼，并且反复出现。“芥子坊主”原指江户时代三四岁的少年少女所梳的发型，在这里用以指代清朝人的辫发，是一个文化符号。在该剧中，郑成功的母亲，日本人“田川菊女”为了稳固森舍（郑成功）的地位，深夜到隆武帝的寝殿，威逼隆武帝为森舍赐明朝的国姓，封森舍为国姓爷。这一剧情将日本军国主义发展膨胀的实态暴露无遗。该剧于1930年在东京的筑地小剧场上演，翌年的1931年日本发动了“九一八事变”，致使中国东北三省沦陷，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加快其侵华的步伐。可以看出，近代以降，日本的“郑成功文学”所反映的“华夷变态”思想，已经发展到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的程度。

“二战”以降，日本的“郑成功文学”中虽然也有对中国清朝的描写，但不再以“鞑靼”相称，而是直接称之为“清朝”。日本华裔作家陈舜臣的《风云儿郑成功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，他在书中写道：“当时把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族称作‘鞑靼’。实际上，鞑靼这个名称是突厥系的tatars的译音，用来称呼通古斯系的满族是不恰当的。”①这里陈舜臣有意纠正过去日本“郑成功文学”称清朝为“鞑靼”的错误，以求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清朝的叙述政治。关于“明清鼎革”的性质，陈舜臣还写道：“从清朝的角度来看，不是他们夺取了明朝

的国家。大明帝国是被李自成灭亡的，是清朝赶走了李自成。也就是说，是从李自成手里夺回了这个国家。”②这里很关键，陈舜臣指出明朝非为清朝灭国，而是因李自成发动的农民起义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江户时代日本以明清鼎革为借口，试图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政治动机，否定了日本利用郑成功反清复明、收复台湾的事迹将中国视为台湾与日本的共同敌人的话语策略。

要之，近代以降，日本的“郑成功文学”的“华夷变态”思想发展成为极端大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，具体表现在日本通过对郑成功为“日本人的英雄”的形象建构，在强调其对中国台湾殖民统治正统性的同时，也试图利用郑成功同化中国台湾民众，并为进一步侵略扩张寻找依据。但“二战”以后，情况有所改变，日本的“郑成功文学”中的中国清朝书写开始呈现客观化倾向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江户时代以来“华夷变态”思想的批判和纠正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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